从中国哲学史的角度观察，新儒学的"道德主义"由于强调形而上学的道德意识，"士"阶层还常常担当以"道"抗"势"的社会责任，往往会与世俗政治发生深刻的疏离感，从而与帝王倡导的"经世"事功之业形成冲突和紧张。
例如，梁漱溟就写道：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，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，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，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，被抹杀。[29] 施瓦茨：《选择的悖论：用心理学解读人的经济行为》，梁嘉歆等译，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24页。
这意味着，人类社会还不存在一套绝对的、基本的可能完全共存的权利，显然，这就瓦解了西方自由观的基础。这种市场经济意识推崇个体的自主性，而自主性认为，选择项越多，人就越自由。显然，这提醒我们，在探讨自由时，不能简单地局限在抽象和形式的选择度上，而是要看这种选择是否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，是否能够促进人们的参与度。[⑤] 马克思就没有明确地区分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，而是将消极的自由称为形式上的自由，将积极自由称为实在的自由。因此，博德指出，这是一奇异的矛盾：礼的原则乃是给予生命以德性，并以防止形式主义，但事实上却反而造成了形式主义。
[23] 第二，儒家文化具有强烈的现世性和实用性。事实上，古代帝王往往从小就需要经受儒家经典的严格训练，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学和荀子一派的政治儒学都强调这一点，而那些通过考试进入仕途的士子也深受儒学的熏陶。康有为的同乡、昔日好友梁鼎芬，时任张之洞的大幕僚，戊戌变法期间与康决裂。
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虽然非常大胆，也非常极端——按照康有为的说法，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，服务于新朝，今文经是孔子创造的，以能改制，中国的传统经典皆是孔子和刘歆两人伪造出来的，中国的早期历史也是由他们两人伪造出来的——但若从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来看，两说皆是思考与探索的过程，而非为最终的结论。若以康在槟榔屿、大吉岭时期（即戊戌之后）的著述，来说明戊戌时康有为思想，是不可能精确、不可能具有说服力的。这一段话，正是大同三世说的核心内容。至其自今以往，同归民政，所谓及其成功一也。
根据《孔子改制考》，孔子创制立教的工作主要是两项：一是创制经典，二是传教于门徒。（《湖南时务学堂初集》，第二册，《札记》卷一） 师生所言的内容，皆是大同三世说。
然则，圣人之意其可得见乎？书者，六经也。在《孔子改制考》中，康有为称： 尧、舜为民主，为太平世，为人道之至，儒者举以为极者也……孔子拨乱升平，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，尤注意太平，托尧、舜以行民主之太平……借仇家之口以明事实，可知六经中之尧、舜、文王，皆孔子民主、君主之所寄托……《春秋》始于文王，终于尧、舜。《礼运注》的成书年代也有点问题，现有的证据说明，该书也是康在大吉岭时完成的。不仅《春秋》为孔子所创，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（《仪礼》）《乐》《易》，也都是孔子自我创造出来的。
今鄙人与诸君言，亦如是而已，将以发心灵、濬脑气，使事事皆从心得而来耳。见群龙无首一句，典出于《易·乾卦》：用九，见群龙无首，吉。梁又通过数学、历史和佛教经典的学习，自觉归依佛法，甚至对吾教太平大同之学一度产生怀疑，觉得所学失所凭依。这是康有为及其党人所认定的世界之公理不朽之巨业。
如果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，上面说的两个问题，实际是一个问题：康有为是如何用特殊的中学知识（新学伪经孔子改制）与有限的西学知识来推动中国的改革？如果再深入一步，又可提出这样的问题：即康有为作为一名晚近的进士，其官位仅是工部候补主事，在京城地面中尽管大声说话，也无人听得见。意者，圣人所未著之经，未传诸口说者也。
盛华顿（华盛顿）出，而民主之义定。兼弱攻昧，而强有力者尊于上。
至所云起点之处，西人之息兵会等，亦其一端也。这个说法与前说有了不同。两者之间的联接性是比较明显的，而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：康不再宣称该学说由孔子原创，藏于经、传、史等典籍之中，是他通过微言而发现的大义。一、1898年（戊戌）之前，康有为完成了两部重要的著作《新学伪经考》《孔子改制考》。……有为虽著此书，然秘不以示人，亦从不以此义教学者，谓今方为据乱之世，只能言小康，不能言大同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。大同虽是孔子创造出来的理想世界，但其时不可行，只能以小康来治世，只能待之于后人来实现。
其徒党有能推衍其说者，则许为通天人之故，闻者齿冷。大同三世说的主要内容 汤志钧教授证明了《大同书》是康有为在槟榔屿、大吉岭时所写的，但他同时认为戊戌时康已经形成了大同三世说，主要证据是《春秋董氏学》《孔子改制考》和《礼运注》。
康门其它弟子，关于大同三世说的言论还有许多。康此处所称今日学者，即是康本人。
我仔细查看《春秋董氏学》，与大同三世说相关的内容，仅仅找到五条。一君之政即为小康，中国的前途与西人一样，是同归民政（民主）。
此犹佛法之有顿有渐，而同一法门。1891年，康有为与广东大儒朱一新有一场论争，康在信中说： ……缘学者不知西学，则愚暗而不达时变。古今远矣，中外广矣，要而论之，其变有三： 洪水以前，鸟兽相迫，昆仑地顶，人类自出。至所谓大同之道与大同之法，五百年以内，必遍行于地球。
他能进入政治舞台的中心，纯属偶然，不是由他来决定的。康所著书内有《孔子为改制之王考》一卷（上海有刻本），称孔子为教王，讽其徒谓康学直接孔子，康即今之教王也。
康门弟子中，他在《知新报》发表的文章最多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康有为在槟榔屿、大吉岭精心著述时，阅历与见识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。
由此再来看看他自己的说法。赢政无道，驱黔首以为囚。
南海先生穷思极虑，渊渊入微以思之，其条理极详，至纤至悉，大约西人今日所行者十之一二，未行者十之八九。他不懂任何一门外国语，也没有去过外国，他能得到的外部资料主要是江南制造局等机构、西方传教士等人翻译的西书，其中以声光化电、机器制造为主，关于西方思想、制度、经济与社会学说的书籍相当有限。其殆为千百年以后之天下言之哉？ 梁启超对仅仅只有美国、法国实行总统制（民政世）是不满足的，若从世界的眼光来看，仍是多君之世，直一大酋长之世界焉耳。1911年，梁启超出版由其亲笔抄写的《南海康先生诗集》，在《大同书成题词》后作了一个注： 启超谨案：先生演《礼运》大同之义，始终其条理，折衷群圣，立为教说，以拯浊世。
……先生乃著《春秋三世义》《大同学说》等书，以发明孔子之真意。在万木草堂讲学时，康有为称尧、舜如今之滇、黔土司头人也。
梁让李炳寰以此为基础，再熟读精思《礼运篇》中大同一段： 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从1900年夏天起，康有为先后旅居南洋槟榔屿、印度大吉岭，至1903年春夏之交时才离开。
时务学堂内部材料虽不能全见，但在1898年春，已将梁启超的《学约》、《界说》、学生与教习的问答（部分）、学生的札记与教习的批语（部分）合刊了一部书，共四卷，名为《湖南时务学堂初集》，今存世不多。康称，百日维新的关键时刻，其弟康广仁劝其不如归去，回乡授学，用康广仁的话来言其志： 伯兄生平言教，以救地球，区区中国，杀身无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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